95134503 李衍造發表的部落格文章
壹、概述 :
一、文章來源 :
本篇為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陳衍德碩士原載於「南海問題研究」 2003 年第 3 期之期刊，後收錄於「對抗、適應與融合 - 東南亞的民族主義與族際關係 (Confrontation ，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on-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一書中，於 2004 年 8 月由湖南岳麓書社出版第一版發行。
二、作者簡介 :
陳衍德 教授， 1950 年生，歷史學碩士，廈門大華歷史系教授，曾從事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與人合著有「唐代鹽政」 ( 第一作者 ) 、「中國賦役制度史」、「澳門媽祖文化研究」 ( 第二作者 ) 等。現從事東南亞史與華僑史的教學與研究，曾在東南亞和歐美做過訪問學者與實地考察。以出版「現代中的傳統 - 菲律賓華人社會研究」、「集聚與弘揚 - 海外的福建人社團」，並在「世界宗教研究」、「世界民族」專刊物上發表論文數十篇。
貳、導讀：
一、作者研究動機 :
陳 教授於本文之始即開宗明義闡述其研究印尼鄉鎮華人生活的動機：「迄今為止的海外華人研究多側重於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華人的研究，對於鄉鎮乃至農村地區華人的研究則顯得不足。」 [1] 陳教授認為華人的社會生活以城市為中心，但鄉鎮農村的華人卻是城市工商業購銷網路的基礎，且在一些國家中鄉鎮農村的華人佔華人總人口的比例不小，「因此，鄉鎮和農村地區華人的研究，應予以足夠的重視。」 [2]
二、研究範圍：
( 一 ) 時間： 1945-1965 年間。 ( 蘇卡諾執政時期 )
( 二 ) 地區：印尼鄉鎮與農村，著重於爪哇和加里曼丹兩地區。
( 三 ) 預期成果：期望藉由加深認識鄉鎮華人的文化特性，彌補對鄉鎮華人研究之不足。
三、本文精要 :
印尼為世界上華人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據 1930 年人口調查，爪哇和馬都拉的華人中，居住於大城市者占 31.2% ，其他城鎮則為 27.5 ％，鄉村為 41.3 ％ ; 爪哇和馬都拉以外地區，居住於大城市者占 14% ，其他城鎮者占 17% ，鄉村則占 69% ，由此可見印尼鄉鎮華人的社會經濟生活不容忽視。
在印尼的華人經營工商業係以鄉鎮和農村的購銷網路為基礎，鄉鎮農村的華人與當地土著密切相關，其向城市華人購置物品，當地土著可能以現金或是農產品向鄉鎮農村華人換購，鄉村華人再將收獲之農產品轉賣給城市華人，扮演整體工商網路基礎的核心。本文著重論述爪哇和加里曼丹兩地區。爪哇為全國經濟文化中心，面積占印尼全國總面積的 6.9 ％，人口卻為全國總人口的 64 ％ ; 加里曼丹則為相對落後的外省偏遠地區，占全國總面積的 28 ％，人口卻僅佔全國的 4 ％ (1985 年數據 ) 。印尼華人以閩籍及客籍居多，閩籍華人主要分佈在爪哇和蘇門答臘等地，客籍則分佈於西爪哇和西加里曼丹等地。戰前福建籍華僑有近 60 ％從事商業活動，其次為手工業和原料生產 ; 客籍主要從事原料生產和務農。此種分佈狀況和行業結構自然會影響戰後印尼各地華人的社會經濟生活。 [3]
在文化方面， 20 世紀 50 年代印尼華人社會出現異常的「再華化」現象，華人社團、華文報紙與中文教育等蓬勃發展，大批華人青年回到中國讀書，持續時間不長但卻深深影響印尼華人社群。當然此一風潮卻刺激印尼領導階層的民族主義，導致印尼人與華人間的對立與猜疑，部分印尼人曾感嘆的說：「他們 ( 華人 ) 的民族性大概是要同他們的祖居國聯繫起來的。可憐啊，我的祖國，您竟有『身在曹營心在漢』的，不願全心全意為您效勞的兒女 ! 」。
但是另一方面，華人男性與當地女性通婚後產生一個數目龐大的「僑生」群體，印尼語稱為「伯拉奈干 (Peranakan) 」，意即當地出生的華僑後裔。僑生雖然保留若干中國文化傳統，但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近似當地居民，他們一般不懂華語，大部分從未曾回到中國，祖籍觀念日漸淡薄。僑生容易融入當地社會，再加上第二、三代華人日益增多，國外移入的「新客」比例日漸減少，因此產生傳統性與當地化反向發展的趨勢。本文的重點即以爪哇和西加里曼丹兩地為研究封象，藉由訪談曾經居住於爪哇島多隆亞公（ Tulungagung ）、柬義里鎮（ Kediri ）、北蘇門答臘（ Sunatra Utara ）省會棉蘭市（ Medan ）附近鄉鎮及西加里曼丹（ Kalimantan Barat ）邦戛（ Pemangkat ）的歸僑及文獻回顧來探討傳統性與當地化對鄉鎮華人的影響。
（一）爪哇：
多隆亞公屬東爪哇省（ Jawa Timur ），面積僅 15 平方公里，華僑約有 3000 人，位於省會泗水（ Surabaya ）的西南，為一個地處半山區的小鎮。東爪哇省面積為全國的 2.5 ％，人口卻占全國人口數的 22.48 ％，泗水為僅次於雅加達的第二大中心城市，多隆亞公由於位於人口密集區的邊緣，人口並不像泗水如此密集。
據訪談對象 Y 先生所述，當地華僑多來自福建與廣東，也有湖北天門人，各籍華僑所從事的職業活動範疇也有明顯的區別，如閩南籍多經營商業，廣州人操縱家具製造業等，各行各業成為當地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多隆亞公處於城市與農村的連接點，鄉鎮商業的一個主要功能是收購農村的土特產輸往城市，同時購入城市的製成品銷往農村，鄉鎮華僑的生活就是建立在這一經濟基礎之上。
Y 先生描述鎮上華僑各自居住區內仍有多數的土著，並非如城市般聚居成區，因此當地華人與土著間都能和睦相處，所以 Y 先生並不曾有過「排華」的感覺，但一般而言，華人的生活圈仍是以華人為主，與當地人接觸最多的是在經濟領域。華人與當地人通婚的狀況在當地並不普遍，即使有也是華人男子娶印尼女子，而華人女子並不會嫁給當地男子，因為會受到華人社會的歧視。由於華人生活主要仍是在華人圈中，所以仍然可以保留很多原有的傳統生活習慣。當時當地的華人被同化是不太可能，除非父親過世跟隨印尼母親生活才有可能。
作者另訪問曾居住於泗水西南，但比多隆亞公更接近泗水的柬義里鎮的 Y 先生夫人 Y 太太，及棉蘭附近鄉鎮的 X 女士，她們所反映的鄉鎮華人生活雖然在傳統性與當地化的表現因時因地而有所差異，但居住空間與當地人打成一片；物質生活和語言風俗上傳統性仍居優勢，但當地化也日益顯現；在民族心理的層面上，傳統性仍占主導地位大抵是相同的。
（二）西加里曼丹：
訪談對象 B 先生居住於邦戛，它屬於西加里曼單省，位於省會坤甸（ Pontianak ）的北部。西加里曼單面積為全國的 7.65 ％，人口卻僅占全國的 1.63 ％（ 1961 年數據），華人分佈的特點是農村的人口比例較多， 60-70 年代居住於城鎮的華人約 21.2 ％，而居住於農村的則有 78.8 ％，該地華人以客家人為主，多從事農礦業。 B 先生於邦戛接受華文中小學教育後，到達雅加達華校高中就讀，畢業後回到邦戛中華中學教書，由此可見在邦戛這樣的小鎮，華人子弟仍然可以接受最起碼的華文教育，說明當地華人十分重視保存民族文化傳統。 1966 年蘇哈托總統明令封閉所有華校。
B 先生另外談及華人社團。西加里曼丹當時最大的華人社團是「中華公會」，其功能為： 1. 任華人社群與政府溝通的橋樑， 2. 調停華人內部紛爭， 3. 辦校辦報。這些華人社團的存在維繫著華人社會生存的基本條件之一。
推斷 50-60 年代該地區華人總數占全國人口比例的 15 ％ -17 ％，這比印尼全國華人所佔百分比（ 3 ％）高出許多；再者，當地最大民族達雅克族並非印尼的主體民族，這也是該地區民族成分的一個特點。華人為當地第三大民族，在此多元民族與多元文化的地區，在生活環境與內涵上也必然具備自身的特色。
總體來說，以邦戛為代表的西加里曼丹鄉鎮地區，各民族文化之間的「雙向互動」特別明顯。經濟上，遍及鄉鎮的華人雜貨店 - 瓦弄（ Warung ）將基層社會各民族的經濟生活緊緊的聯繫在一起，甚而許多非華族受雇於華人商店中，更增加了各民族文化互動的基礎。當地華人與達雅克人通婚的比例較與馬來族通婚的比例高，其中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達雅克人比馬來人多，也比馬來人更純樸；二是與馬來人結婚必須改信伊斯蘭教，與達雅克人則不必。華人與異族通婚的結果是「僑生」人數逐漸增加，而「加多加多語（ Bahasa Gado-gado ）」 [4] 逐漸成為當地語言的特色。
當地各民族的互動與生活習慣相互影響十分明顯，如達雅克人和馬來人會講普通話、客家話和潮州話；而華人流行吃咖哩飯、 Terasi [5] ，穿「紗籠」等土著民族服裝；華人新年時，各民族便一起敲鑼打鼓，舞龍舞獅，以歡度此佳節。
華人延續自身傳統文化最顯著地表現在宗教信仰上，據 B 先生描述在西加里曼丹的華人聚居的鄉鎮都建有神廟和宗祠，建築外觀與閩粵地區祠廟相似。以祭祀祖先的宗祠為中心的宗親會也以宗教社團的名義保留下來。這使得華人在面臨當地化的強大壓力時，有了一塊合法的陣地以固守自身的傳統文化。就鄉鎮華人而言，那也是在文化生活相對貧乏的環境下的一種心靈寄託。
1959 年 11 月大批從事零售商的華人被迫離開邦戛， 1960 年 2 月一場原因不明的大火又使得許多華人離開邦戛。 B 先生表示華人若定居於印尼，自然同化是一種大趨勢，問題是印尼政府採取的強迫同化政策使許多華人在情感尚無法接受，反而使他們竭力固守傳統。
綜上兩地的鄉鎮華人生活比較，西加里曼丹的傳統性維繫、華人文化與當地文化的互動都表現得比較好，可能都與當地居民多數為達雅克族而非馬來族有關。但如果將兩地鄉鎮華人的生活至於印尼華人「再華化」的大背景下來加以考察，可以發現東爪哇的華人正處於「再華化」潮流的中心，當在傳統性與當地化之間出現某種不平衡時，亦即向傳統性傾斜，而西加里曼丹華人仍基本維持了二者間的平衡。
與城市華人相比，城市是經濟文化的中心，一般有相對集中的華人社區，而鄉鎮屬城市經濟的擴散地帶，一般沒有集中的華人區域。因此鄉鎮華人的分散性使其傳統性被當地化侵蝕的速度較城市更快。但以另外一個角度觀察，鄉鎮華人與外界交往較城市少，反而較易保存其傳統，在此矛盾的情形下，斷定傳統性和當地化對鄉鎮華人生活的影響孰輕孰重，便要看其具體的時代背景和所處地區的民族結構。
參、補充資料：
一、印尼華人：
印尼華人是居住於 印度尼西亞 的 華族 ，源自於過去數百年來從 中國 南方的遷移，現總數約一千萬人，占印尼總人口數的 5% 。印尼華人擁有不同的祖籍地、移民時間，分佈於印尼不同的地區。根據研究，印尼華人大多來自於中國的南方省份，如 福建 、 海南 、 廣東 。印尼華人大多分佈於城市如 雅加達 、 泗水 、 棉蘭 、 北乾巴魯 、 三寶瓏 、 坤甸 ( 龐提納克 ) 、 錫江 ( 馬卡薩 ) 、 巨港 、 萬隆 及 邦加檳港 等。主要語言有 閩南語 、 客語 、 潮州語 、 普通話 、 爪哇語 、 印尼語 、 英語 、 荷蘭語 及其他當地方言；宗教信仰則有 佛教 、 中國民間信仰 、 儒教 、 道教 、 基督教 、 天主教 及少數 伊 斯蘭教 。 [6]
二、地理與氣候：
印度尼西亞有約 17,000 島嶼組成，有 6,000 多個有人居。主要島嶼包括： 爪哇島 、 蘇門答臘島 、 加里曼丹島 、 蘇拉威西島 ，以及 伊里安島 西半部。北部的 加里曼丹島 與 馬來西亞 接壤，南部 伊里安島 與 巴布亞紐幾內亞 相連。東北面為 菲律賓 ，東南面是 印度洋 ，西南與 澳大利亞 相望。 面積 為 1,904,569 平方公里 ， 海岸線 長約 3.5 萬公里。 耕地 占 11.18% ， 永久牧場 6.57% ， 森林 和 林地 67.23% ，其它 15.02% ， 人均耕 地面積 0.33 英畝 。面積較大的島嶼包括蘇門答臘、加里曼丹、爪哇、蘇拉威西、伊里安查亞 ( 紐畿內亞島西半部 ) 、 邦加 、 勿里洞 、 馬都拉 、巴釐等。
除 努力沙登加拉群島 ( 爪哇西部 ) 的平原，低谷地區屬 熱帶草原氣候 外，其餘地區均屬 熱帶雨林氣候 ，具有溫度高、降雨多、風力小、濕度大的特徵。年平均氣溫攝氏 25 至 27 度。各月氣溫變化很小，沒有寒署季節之分。平原地區氣溫較高。雅加達年平均氣溫為攝氏 26 度。全境年平均 降水量 一般在 2000 毫米以上。雅加達年平均降水量為 1,800 毫米。努沙登加拉群島降水較少，是全國較乾燥的地區。降水的季節分佈也不一致。 馬魯古群島 終年多雨，其他地區大部分由於 季風 影響，每年可分為旱、雨兩季。 [7]
肆、評論與心得：
陳 教授此篇文章為印尼鄉鎮華人的生活提供部分輪廓予後進者可以遵循與參考，且將於西加里曼丹和爪哇地區的華人與當地土著的生活互動予以詳盡的描述，並針對傳統性與當地化的兩個側面以實際的訪談經驗加以分析探討，實為後進學者的教材之一。
在西方殖民者到來之前，雙方並無大的糾紛，甚至可以說是和諧相處。之後，荷蘭殖民者從 17 世紀以來統治印尼 350 年。殖民統治者的統治手段不外乎分而治之和尋找統治者的代理人。荷蘭殖民者挑選少數上層華人和上層原住民充當其代理人。荷蘭殖民者控制的大公司真正操縱價格變化，實行經濟掠奪，卻讓衆多從事小商小販的華人背負操縱經濟的惡名。荷蘭殖民統治者爲把反荷的情緒轉卸給華人，不斷挑撥原住民和華人之間的關係，以坐享漁人之利。在日本皇軍統治千島之國前，他們早已經派遣了爲數不少的間諜，滲透到印尼各地。日本間諜們很清楚看到，要讓皇軍順利統治印尼，上策就是挑撥原住民和華人之間的關係。殖民主義者、帝國主義者所設下的圈套，對印尼民族和國家産生長遠的傷害。 60 年代，經過長期策劃和準備，蘇卡諾總統頒佈嚴厲的法令 P.P.10 ，宣佈嚴格限制華人商業活動的 10 條規定以禁止華人在縣以下的所有商業活動。強制華人結束小商小販的生意，並必須離開縣以下地區，由此而掀起了獨立以來最嚴重的排華反華浪潮。
60 年代中期，印尼進入了蘇哈托執政的年代。蘇哈托爲擺脫經濟困境，在經濟上雖然又放寬華裔的經商限制，在政治上卻對華裔實行一系列更加嚴厲的「強制同化」的政策。扼殺作爲印尼公民的華裔在其他領域的權益，扼殺其平等的公民權。 1998 年，橫掃亞洲的金融風暴爆發了。印尼政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民衆生活困苦，階級矛盾空前激烈，民衆對此感到極度不滿，長期積累的怒火即將爆發。伴隨而來的毫無疑問會是罷工、示威和騷亂，嚴重威脅到蘇哈托政權的統治。在這種情況下，蘇哈托政權就考慮將火山熔岩引向印尼社會中最沒有政治權力的那一部分 — 華人。華人是蘇哈托政權的排汽閥，多年以來，每當民怨沸騰要將社會炸裂時，這個排汽閥就會被啓動，這樣蘇哈托家族的政治和經濟統治就能躲避衝擊，繼續存在下去。
此篇雖僅敘述 1945-1965 年蘇卡諾總統執政的時代，印尼鄉鎮華人生活傳統性與當地化的兩個側面，但從「再華化」與政府、土著的微妙關係中可以看出印尼後來排華風潮的端倪。雖然時間可以拉近各民族之間的差距與互動，但是深植在華人心中的「根」卻往往不是那麼容易被同化。相對的探討華人傳統性與當地化的同時，當地的非華族其傳統性與當地化是否一樣會相互交融而產生另外一種新的文化與傳統呢？
若要深入的剖析陳教授此篇文章的論點，可以發現陳教授所訪談的對象為「歸國華僑」，其中 X 女士曾自豪的說其先生因為「愛國」，所以才舉家遷回中國。陳教授因此認為「生活方式的些許改變，並不意味著華人內心起了本質的變化。在鄉間，出生於當地的華人可能多一些，華文教育可能也差一些，但傳統的愛國心理還在延續。」 [8] ，若以 1945-1965 年間可能勉強如是說，但現在已經經歷了數代的繁衍，當地出生的華人是否仍有其所謂對中國的「愛國心」仍值得商榷。
返回到中國的印尼華人與仍生活在印尼的華人，其心境與周遭環境的互動都應該有著明顯的差距，因此若要持續探究印尼鄉鎮華人的傳統性與當地化，此篇文章當只能成為一個歷史背景的參考，斷不可成為唯一的準則，畢竟傳統性與當地化兩個側面仍在相互拉扯，時間的長短當決定了其傾斜的程度，唯有持續長時間或擷取許多不同時期的剖面來觀察與比較，方能獲得更為客觀的結論。
[1] 陳衍德，《對抗、適應與融合》，（湖南：岳麓書社， 2004 年 8 月出版），頁 222 。
[2] 同註 1 。
[3] 同註 1 ，頁 223
[4] 印尼華人喜歡摻雜著漢語普通話或其他方言的印尼語，即「華人式印尼語」，或者摻雜著印尼語的漢語普通話或其方言，即「印尼式漢語」，二者統稱「華人大眾用語」，亦即所謂「加多加多語」。
[5] 一種拌著蝦膏舂成的辣椒醬。
[6] http://zh.wikipedia.org/wiki
[7] 同註 6 。
[8] 同註 1 ，頁 228 。